2009年7月7日星期二

从《乔家大院》看儒商文化

作者:孙福盛

论文摘要

本文以一部描写近代山西商人乔致庸传奇事迹的电视大片《乔家大院》为切入点,走进一代晋商诚信经营,以义致利,守望相助,勇于开创的世界,把他们独树一帜的标竿行为,放在儒家文化的精神高度来审视,认为这些成功晋商的背后,闪耀着两千五百年来的儒家传统光辉。他们是现代儒商追随的典范,倡导东方“崇德为上” 的经营哲学,对西方“唯利至上”的经济理论作出了填补。

本文认为: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华哲思,仍将照亮今天的人类,浩浩中华经典,仍是现代企业永续经营的思想宝库。在商场诚信日益缺失的危机声中,推广儒商文化,呼唤儒商精神,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为人性化的商业秩序。

引言

美国次贷风暴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,危机日显,灾难深重。
三聚氰胺引起的“奶粉惊魂”,令天下父母肝肠寸断。
与此同时,货不对办,商业欺诈,黑心产品充斥市场,凸显消费人的无辜无奈和无助。

人们不禁要问:正道商人,你在何方?

包括欧美经济学家在内的政经企业领袖正在急寻对策,深刻反思这次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和原因,不少西方学者回归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,怀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。
作为东方人,也是全球金融海啸的受害人,当我们在积极“抗灾”,力图走出阴霾的同时,不禁想起一个事实:近百年来,由于西方社会在经济商业领域的领先地位,衍生一种“言必西方,行必欧美”的主流思维,经济模式唯西方马首是瞻,企业管理唯欧美一枝独秀。

东方的经营理论和管理体系,无人问津,几乎缺席,甚至被人遗忘。

2006年,中国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名为《乔家大院》的长篇连续剧,在海内外观众中好评如潮,掀起一场持久不退的《乔家大院》热潮:游客蜂拥到山西见证乔家大院瑰丽雄伟的建筑艺术,商人追忆昔日晋商辉煌留下的启示,文化界则探讨中华民族的商魂商道和文化心理。

一部讲述晋商乔致庸经商奋斗史的连续剧,能够激起如此广泛持久深入的影响,其中深意,耐人寻味。

商场诚信危机,古已有之,于今尤烈。本文尝试从古为今用,重温儒学,走进民族瑰宝的视点出发,探讨这样一个命题:我们是不是已经和中华民族先哲的教诲渐行渐远?我们是否已经败坏了中华祖先仁义治国,诚信待人的优良传统?两千五百年前的儒家思想,中华民族的浩浩经典,是否能对我们今天重建世界商业秩序,重塑世界商业伦理,丰富当代企业管理体系提供借鉴,做出贡献?

为此,本文呼吁:推广儒商文化,呼唤现代儒商。

关键词:乔家大院,乔致庸,儒商文化,现代儒商


一:《乔家大院》是一代晋商和中华商魂的颂歌

《乔家大院》 根据一代晋商乔致庸的人物原型创作和演绎,全剧讲述乔致庸恩科考场弃考,中途接掌家业,凭借一套“义信利” 的中华商道和经营哲学,把乔家生意做好做大做强的感人事迹。

乔致庸(1818-1907),是乔家大院的第三代掌门人。他的祖父乔贵发,当年推着一辆小木车走西口求生,创下乔家最初的基业;父亲乔全美继承父业,却不幸早逝。自幼父母双亡的乔致庸,由大哥乔致广抚养长大,兄弟情谊非常深厚。
像当年的许多年轻士子一样,乔致庸一心仕途,无心商场,只因兄长病故,乔家陷入危机,他被逼弃文从商,重振乔家。在执掌乔家业务后,他胸怀大志,抱着“以商救民,以商富国”的经商愿景,勇于开创,屡建奇功,终于突破困境,南下武夷山,北上恰克图,为天下茶民开生路;紧接着,为了实现“货通天下”和“汇通天下 ”,他不惜九死一生,几陷囹圄,笃信得道多助,天道酬勤,使乔家资产快速累积,成为乔家商业王国的奠基人,业务横跨山西河北内蒙古福建江浙等地,分店 200余处,富甲一方。

作为一部创作的电视剧,加上剧情的需要,《乔》剧中自有许多极具戏剧性的故事和情节,这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,丝毫不影响《乔》剧作为承载中华商道和一代晋商彪炳千秋的含金量。

不管是《乔》剧中的乔致庸,还是历史上的乔致庸,祁县乔家堡的深宅大院,确实走出了乔致庸这样一位士魂商才。他一生的奋斗和成败,治家和治业,不仅使他成为有血有肉的晋商代表人物被人津津乐道,尤其重要的是,细细品味《乔》剧的观众,早已从剧情的推进中,重温了具有儒家风骨的中华商魂,从理性和感性的角度,深层理解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儒家情怀。不难理解,由乔致庸所演绎的“以义取利,以利济民,以利济世”的诚信儒商风范,必然催使荧光幕前的观众,在对比现今严重缺失的商场诚信之后,对乔致庸这个人物宠爱有加。
中国历史上向有重农抑商,重义轻利的传统,一句“士农工商“就已道尽一切。然而,从山西晋中盆地走出来的成功晋商和乔致庸们,却展现了他们立足儒家,超越儒家,最后更成为丰富儒家的先行者,正确解决了“义和利”的关系,摆正了“义信利”的顺序,为现代儒商的精神和信仰体系,做出了宝贵的贡献。

《乔家大院》,不愧是一代晋商和中华商魂的颂歌。


二:《乔家大院》是儒商文化的美丽诠释

并不是每一个商人都可以被称为儒商,也不是在赚了大笔钱以后,拨出一笔钱来做点社会慈善公益事业,就可名之为儒商的。乔致庸之所以被誉为儒商的典型代表,因为他原来就是一位儒士,同时又是一代晋商中的佼佼者。

除了为乔家掌舵,为自家商业王国打拼之外,乔致庸经商的宗旨很明确,那就是“以商救民,以商富国”,心系天下社稷,所以他愿意联合水家,元家等一众投资者的实力,不辞辛劳,冒着生意做不成即将赔钱破产的危险,南下当时太平军起事的武夷山贩茶,打通早已断绝多年的南北“茶路”,一心想着的却是“开通茶路,将使多少茶民生计从此有了依靠”这样一种愿景。

为了重整晋商的良好声誉,建立健康的商业秩序和伦理,他在战胜对手达盛昌后,主动求见邱天骏老东家,相约从此不再进行霸盘垄断生意,出银十万两买下邱东家积压的高粱,纾解了邱东家经济周转的困境;为了重整乔家在包头的业务,挽回市民客户对商人的信心,他雷厉风行地处理了“胡麻油掺假”事件,让人们看到正道商人维护公益,克己负责的行为。

为了解决当年运送大笔货银而引起的舟车劳顿和劫银风险,他不顾得力助手孙茂才的劝阻,坚持实现“货通天下”和“汇通天下”的理想,与腐败的朝廷和地方污吏几番较量,开启了近代中国最早的银行汇兑服务网络,最终因为清廷的腐败和地方污吏的从中作梗而未能完成大业。今天我们重温这一段历史,惋惜之余,丝毫无损于他的远见卓识和敢于担当的巨贾气魄,他的摸索实践,早已为近现代中国货币流通和金融汇兑建立了特有的雏形,令人无限赞叹又无比唏嘘。

为了照顾曾为乔家业务付出辛劳的员工,乔致庸实行了一套极具人性化和现代劳资双赢意识的员工政策,他用人的核心理念就是以人为本,有效管理,善于用人所长,容人所短,这可从他破格起用孙茂才,马荀,高瑞,潘为严,李德龄,长栓等人的系列举措中看出;尤为可贵的是,为了培养员工的忠诚精神,让员工能够自动自发的尽心尽力,他创新引用了“伙计顶身股”和“长久服务养老制度”等新型劳资关系,保证了人才长留,业务长青的局面。

为了真正利益众生,彰显晋商的社会责任,乔致庸在黄河决堤,灾民流浪,途经乔家堡时,不惜倾仓开办粥场救济灾民,下令所供粥食必须筷插不倒;逢年过节,乔家必给左右邻居送礼送菜;每天提供三头水牛,供四邻八乡的贫苦农户免费借牛耕田。这种开仓赈济贫苦,与邻分享喜忧的行为,不但体现了乔致庸以儒治家的本色,为乔家赢得尊敬和声誉,而且带动许多成功晋商一起行善,蔚为风气。

用乔致庸的话说:天下人的事情要天下人一起来做。因此,他不做一方之霸,他的最高理想是成为天下的商人,而且如果还有来生,他仍旧要做这样的商人,完成他未竟的事业—为天下人谋福利的事业。

彼得杜拉克曾经要求企业掌舵人必须清楚地回答三个问题:第一,我们的企业是什么?第二,我们的企业将是什么?第三,我们的企业应该是什么?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如何建立企业愿景和使命的问题,也是决定企业是否能够永续经营的关键。乔致庸领导的乔家商业王国,不但解决了这三个关键问题,也完全符合现代企业理论中的“三流企业靠生产,二流企业靠行销,一流企业靠文化”的新思维。乔致庸商业王国背后的指导思想和文化,就是“以人为本,诚信第一”的儒家哲学,这是乔致庸儒商信仰的思想内涵,也是《乔》剧力图带给观众的首要讯息。

因此,我们可以把乔致庸的儒商行为概括成以下四点,作为现代企业学习和借鉴的方向:
第一, 创建企业文化和使命愿景。
第二, 全力打造现代企业精神。
第三, 大力培养员工精神。
第四, 重视公司品牌建设。


三:向现代儒商致敬

从阿当史密斯发表《国富论》至今,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,已经大大地推动和巩固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,随之而来的却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勾心斗角和商业竞争,从在商言商到唯利是图,从奸商黑商到金融黑手等等,在尔虞我诈的现代商业环境里,我们对现代儒商的期许,是否已经不实际和过于遥远?
事情并不如此悲观。

回顾马新两地和世界华商的奋斗史,现代乔致庸的身影仍旧比比皆是;尤有进者,这些成功的华商本身,并没有自觉地要成为什么现代儒商,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和经商哲学,却又足可与乔致庸的儒商风骨媲美而毫不逊色。

被誉为“华侨旗帜”的陈嘉庚,是第一位可以入榜现代儒商的马新著名华商。陈嘉庚(1874-1961),上个世纪初叶从中国乡下来到马新两地,从建立谦益树胶公司开始,他就不间断地支持和回馈国家社会:创办集美学村,筹建厦门大学,创办南洋商报,领导南洋抗日筹赈活动等,对马新两地华社和华商的影响至巨,至今不衰。

另外两位令人景仰的儒商人物是南洋大学之父陈六使(1897-1972)和李氏基金创办人李光前(1893-1967)。他们和陈嘉庚关系密切,互相辉映,前者建立了益和树胶公司,后者成立了南益集团,三人的公司名字都有一个“益”字,其“利益众生”的主观愿望不言而喻。陈六使在担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期间,领导福建会馆献地500亩创办南大,个人首捐叻币500万,为东南亚华人子弟提供华文高等教育,立下丰功伟绩。

曾经在南京和清华高等学府就读,并接受西方教育的李光前,是陈嘉庚的女婿,他不但是树胶黄梨和银行业巨子,更仿效陈嘉庚回乡建立国光小学和中学,投资建立光前学村,他以独到远见成立的“李氏基金”,更在华人世界传为美谈,至今仍在造福马新两地的文教事业和万千学子。

活跃于近二十年来的马来西亚许多著名华商,例如倡议“每年一华小”,推广“春节谢师宴”的余仁生总经理骆荣富,筹办马来西亚年度中文书展,大力捐助母校新华小学建校的绿野集团主席李金友,临危接办星洲日报,建立世界中文媒体网络,派遣援柬华文教师,领养中国安徽贵州贫困学生的张晓卿等人,都是令人尊敬的成功儒商人物。

此外,被誉为香港首富的李嘉诚(1928-)和菲律宾首富陈永栽(1934-),也是极具中华文化修养的现代成功儒商。李嘉诚通过他的基金会,创办了汕头大学,在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中,主动捐资一亿人民币设立川震特别学生教育基金。他的名言是:“投资在教育的金钱,拥有最高的回酬”。

菲律宾首富陈永栽更是一位身体力行,把中华哲学运用到现代企业并创造传奇的成功儒商。陈氏情牵中华,事母极孝,认为勤劳节俭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;他的“大富由天,小富由人”,“先赚钱后花钱”,“优先提拔孝顺节俭守信员工”的经营理念,极富儒家庭训的特色;他把儿女送回中国求学,每年赞助菲华青少年赴华参加夏令营,他也特别推崇老子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的思想精髓。

纵观以上所列,这些成功华商都有一些共同点:他们都是华人,白手起家,接受中华文化熏陶,都是儒家文化的拥护者和实践者。他们越是成功和富有,就越是谦卑和可亲,我们实应向这些现代儒商顶礼致敬。

这些成功儒商的存在,让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华哲思,在现代社会闪亮依旧,把我们带进瑰丽的民族精神宝库,重温了儒家文化温馨造人的一面。
我们有理由相信:两千五百年来的中华哲思,是可以也应该被重新诠释,重新学习和大力推广的。


四:儒商文化的精神内涵

儒商,作为一个崭新和特定的商人群体,自有其令人尊敬的文化取向和精神追求。他们从重农抑商的传统禁锢中走来,从士农工商的市井嘲笑中走来,从唯利是图的奸商包围中,走出了一条光明磊落,笑傲群雄的正道,他们从经商活动中富了自己,也利益了国家社会。他们是以商利民,以商富国的最好表征。

乔致庸在《乔》剧中有许多经典的谈话和行为,生动地告诉我们:什么是儒商的本质?儒商为何必须有所为和有所不为?儒商的存在对国家社会有什么价值?

在乔致庸看来,在商当然要言商,而且必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。但是,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,商人更须贯彻“义和信”,一个有担当的商人,必须首先严格遵循以 “义”取利,以“利”济世的经商原则,也就是说:追求“利”的方法,要以“义”作为准绳,要有所为,有所不为,不能见利忘义,为利而不择手段。从商业活动中赚了钱以后,是过着纸醉金迷,奢侈糜烂的生活,还是立意回馈社会,行使社会责任,笃行一种“富而好礼,富而好施,富而好学”的社会风范,是儒商有别于一般商人的分水岭。

今天我们看儒商,推广儒商文化,呼唤儒商精神,必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,那就是:儒商行为的背后,究竟都有那些精神内涵?它绝不是某些人的单独行为,也不是某个人的突发举动,它必须有一种坚固可靠的哲学支撑和信仰体系,才能使这一群体走向社会,拥有一个令人景仰的制高点。

我以为,这个哲学支撑和制高点,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和思想,恰恰就是植根于两千五百年来的儒家思想。
综合现代社会对于儒商的定义界定,以及《乔》剧中的宣示,我以为儒商的定义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去解读。狭义而言,儒商是指那些遵循儒家思想教导和行为规范的商人。广义而言,儒商是以儒为主,兼行法家,道家,墨家等中华传统哲学价值观的商人。其集中的思想内涵,则可以回归到儒学的经典著作《论语》。

“半部‘论语’治天下”。我以为,《论语》中有关“君子”的众多论述,正是这些儒商行为的思想根据和依循。如果说“君子”是儒家所推崇和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,是“修齐治平”的保证,那么儒商就是生意场上的“君子”,商业活动中的一股“清流”了。

《论语》中关于“君子”的论述很多,随手拈来就有以下的经典字句:
“君子不器。”
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。”
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。”
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”
“君子周而不比,小人比而不周。”
“君子矜而不争,群而不党。”
“君子求诸己,小人求诸人。”
“君子成人之美,不成人之恶,小人反是。”
孟子也说: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,可运行天下于掌。”

此外,儒家的经典名言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,也突显了修好个人品德和治家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。用之以商场,就是先要有好的“品德”,才会有好的“商德”,符合我们现代经营管理中所倡导的“先做人后做事”,“先学会做人才能做好生意”的观点。
  
如此丰富高雅的精神世界,理应成为所有商场中人的必修课。


五:小结--呼唤现代儒商


为了凝聚和团结儒商力量,提倡正道经商,营造健康的商业秩序,一个总会会址设在香港的“国际儒商学会” 已经出现,在世界各地都有分会,马来西亚也成立了自己的儒商联谊会 。

以国际儒商学会为例,该会常年举办的《中华儒商论坛》,汇集全球儒商,举行祭孔大典,颁发成功儒商表扬状,俨然成为宣扬儒商文化,呼唤现代儒商的重要舞台。

2008 年9月,由世界华人企业家协会和国际亚洲教育集团主办的《第三届世界华商论坛》,在金马皇宫酒店成功举行。这次大会除了总结成功华商经验,促进全球华商发展,服务华商及振兴中华的宗旨之外,还特别举办了《第一届东南亚华人孝道文化论坛》。世界华商大会上举办如此深具儒家文化内涵的论坛,其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创举,令人赞叹和佩服。

以儒营商,以商养儒,儒商合一,交相辉映,这就是现代成功儒商吸引世人目光的亮点。具有儒家思想内涵的儒商文化,是中华儒商和他们的追随者们近百年来的思想积淀;现代儒商的经营哲学和价值观,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碎片,更不是西方经营哲学的对立面,恰恰相反,现代儒商是成功而谦卑的,他们的身 影,陡而不峭,亮而不刺。他们以“崇德”的东方经营哲学,对西方经济理论的“唯利”哲学进行了填补。

惟其如此,现代儒商才显得那么可亲,可敬。
儒商文化才显得那么可贵,可行。

2009年4月2日星期四于居銮河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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