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《乔家大院》看儒商文化

作者：孙福盛

论文摘要

本文以一部描写近代山西商人乔致庸传奇事迹的电视大片《乔家大院》为切入点，走进一代晋商诚信经营，以义致利，守望相助，勇于开创的世界，把他们独树一帜的标竿行为，放在儒家文化的精神高度来审视，认为这些成功晋商的背后，闪耀着两千五百年来的儒家传统光辉。他们是现代儒商追随的典范，倡导东方“崇德为上” 的经营哲学，对西方“唯利至上”的经济理论作出了填补。

本文认为：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华哲思，仍将照亮今天的人类，浩浩中华经典，仍是现代企业永续经营的思想宝库。在商场诚信日益缺失的危机声中，推广儒商文化，呼唤儒商精神，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为人性化的商业秩序。

引言

美国次贷风暴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，危机日显，灾难深重。
三聚氰胺引起的“奶粉惊魂”，令天下父母肝肠寸断。
与此同时，货不对办，商业欺诈，黑心产品充斥市场，凸显消费人的无辜无奈和无助。

人们不禁要问：正道商人，你在何方？

包括欧美经济学家在内的政经企业领袖正在急寻对策，深刻反思这次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和原因，不少西方学者回归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怀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。
作为东方人，也是全球金融海啸的受害人，当我们在积极“抗灾”，力图走出阴霾的同时，不禁想起一个事实：近百年来，由于西方社会在经济商业领域的领先地位，衍生一种“言必西方，行必欧美”的主流思维，经济模式唯西方马首是瞻，企业管理唯欧美一枝独秀。

东方的经营理论和管理体系，无人问津，几乎缺席，甚至被人遗忘。

2006年，中国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名为《乔家大院》的长篇连续剧，在海内外观众中好评如潮，掀起一场持久不退的《乔家大院》热潮：游客蜂拥到山西见证乔家大院瑰丽雄伟的建筑艺术，商人追忆昔日晋商辉煌留下的启示，文化界则探讨中华民族的商魂商道和文化心理。

一部讲述晋商乔致庸经商奋斗史的连续剧，能够激起如此广泛持久深入的影响，其中深意，耐人寻味。

商场诚信危机，古已有之，于今尤烈。本文尝试从古为今用，重温儒学，走进民族瑰宝的视点出发，探讨这样一个命题：我们是不是已经和中华民族先哲的教诲渐行渐远？我们是否已经败坏了中华祖先仁义治国，诚信待人的优良传统？两千五百年前的儒家思想，中华民族的浩浩经典，是否能对我们今天重建世界商业秩序，重塑世界商业伦理，丰富当代企业管理体系提供借鉴，做出贡献？

为此，本文呼吁：推广儒商文化，呼唤现代儒商。

关键词：乔家大院，乔致庸，儒商文化，现代儒商


一：《乔家大院》是一代晋商和中华商魂的颂歌

《乔家大院》 根据一代晋商乔致庸的人物原型创作和演绎，全剧讲述乔致庸恩科考场弃考，中途接掌家业，凭借一套“义信利” 的中华商道和经营哲学，把乔家生意做好做大做强的感人事迹。

乔致庸（1818-1907）,是乔家大院的第三代掌门人。他的祖父乔贵发，当年推着一辆小木车走西口求生，创下乔家最初的基业；父亲乔全美继承父业，却不幸早逝。自幼父母双亡的乔致庸，由大哥乔致广抚养长大，兄弟情谊非常深厚。
像当年的许多年轻士子一样，乔致庸一心仕途，无心商场，只因兄长病故，乔家陷入危机，他被逼弃文从商，重振乔家。在执掌乔家业务后，他胸怀大志，抱着“以商救民，以商富国”的经商愿景，勇于开创，屡建奇功，终于突破困境，南下武夷山，北上恰克图，为天下茶民开生路；紧接着，为了实现“货通天下”和“汇通天下 ”，他不惜九死一生，几陷囹圄，笃信得道多助，天道酬勤，使乔家资产快速累积，成为乔家商业王国的奠基人，业务横跨山西河北内蒙古福建江浙等地，分店 200余处，富甲一方。

作为一部创作的电视剧，加上剧情的需要，《乔》剧中自有许多极具戏剧性的故事和情节，这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，丝毫不影响《乔》剧作为承载中华商道和一代晋商彪炳千秋的含金量。

不管是《乔》剧中的乔致庸，还是历史上的乔致庸，祁县乔家堡的深宅大院，确实走出了乔致庸这样一位士魂商才。他一生的奋斗和成败，治家和治业，不仅使他成为有血有肉的晋商代表人物被人津津乐道，尤其重要的是，细细品味《乔》剧的观众，早已从剧情的推进中，重温了具有儒家风骨的中华商魂，从理性和感性的角度，深层理解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儒家情怀。不难理解，由乔致庸所演绎的“以义取利，以利济民，以利济世”的诚信儒商风范，必然催使荧光幕前的观众，在对比现今严重缺失的商场诚信之后，对乔致庸这个人物宠爱有加。
中国历史上向有重农抑商，重义轻利的传统，一句“士农工商“就已道尽一切。然而，从山西晋中盆地走出来的成功晋商和乔致庸们，却展现了他们立足儒家，超越儒家，最后更成为丰富儒家的先行者，正确解决了“义和利”的关系，摆正了“义信利”的顺序，为现代儒商的精神和信仰体系，做出了宝贵的贡献。

《乔家大院》，不愧是一代晋商和中华商魂的颂歌。


二：《乔家大院》是儒商文化的美丽诠释

并不是每一个商人都可以被称为儒商，也不是在赚了大笔钱以后，拨出一笔钱来做点社会慈善公益事业，就可名之为儒商的。乔致庸之所以被誉为儒商的典型代表，因为他原来就是一位儒士，同时又是一代晋商中的佼佼者。

除了为乔家掌舵，为自家商业王国打拼之外，乔致庸经商的宗旨很明确，那就是“以商救民，以商富国”，心系天下社稷，所以他愿意联合水家，元家等一众投资者的实力，不辞辛劳，冒着生意做不成即将赔钱破产的危险，南下当时太平军起事的武夷山贩茶，打通早已断绝多年的南北“茶路”，一心想着的却是“开通茶路，将使多少茶民生计从此有了依靠”这样一种愿景。

为了重整晋商的良好声誉，建立健康的商业秩序和伦理，他在战胜对手达盛昌后，主动求见邱天骏老东家，相约从此不再进行霸盘垄断生意，出银十万两买下邱东家积压的高粱，纾解了邱东家经济周转的困境；为了重整乔家在包头的业务，挽回市民客户对商人的信心，他雷厉风行地处理了“胡麻油掺假”事件，让人们看到正道商人维护公益，克己负责的行为。

为了解决当年运送大笔货银而引起的舟车劳顿和劫银风险，他不顾得力助手孙茂才的劝阻，坚持实现“货通天下”和“汇通天下”的理想，与腐败的朝廷和地方污吏几番较量，开启了近代中国最早的银行汇兑服务网络，最终因为清廷的腐败和地方污吏的从中作梗而未能完成大业。今天我们重温这一段历史，惋惜之余，丝毫无损于他的远见卓识和敢于担当的巨贾气魄，他的摸索实践，早已为近现代中国货币流通和金融汇兑建立了特有的雏形，令人无限赞叹又无比唏嘘。

为了照顾曾为乔家业务付出辛劳的员工，乔致庸实行了一套极具人性化和现代劳资双赢意识的员工政策，他用人的核心理念就是以人为本，有效管理，善于用人所长，容人所短，这可从他破格起用孙茂才，马荀，高瑞，潘为严，李德龄，长栓等人的系列举措中看出；尤为可贵的是，为了培养员工的忠诚精神，让员工能够自动自发的尽心尽力，他创新引用了“伙计顶身股”和“长久服务养老制度”等新型劳资关系，保证了人才长留，业务长青的局面。

为了真正利益众生，彰显晋商的社会责任，乔致庸在黄河决堤，灾民流浪，途经乔家堡时，不惜倾仓开办粥场救济灾民，下令所供粥食必须筷插不倒；逢年过节，乔家必给左右邻居送礼送菜；每天提供三头水牛，供四邻八乡的贫苦农户免费借牛耕田。这种开仓赈济贫苦，与邻分享喜忧的行为，不但体现了乔致庸以儒治家的本色，为乔家赢得尊敬和声誉，而且带动许多成功晋商一起行善，蔚为风气。

用乔致庸的话说：天下人的事情要天下人一起来做。因此，他不做一方之霸，他的最高理想是成为天下的商人，而且如果还有来生，他仍旧要做这样的商人，完成他未竟的事业—为天下人谋福利的事业。

彼得杜拉克曾经要求企业掌舵人必须清楚地回答三个问题：第一，我们的企业是什么？第二，我们的企业将是什么？第三，我们的企业应该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如何建立企业愿景和使命的问题，也是决定企业是否能够永续经营的关键。乔致庸领导的乔家商业王国，不但解决了这三个关键问题，也完全符合现代企业理论中的“三流企业靠生产，二流企业靠行销，一流企业靠文化”的新思维。乔致庸商业王国背后的指导思想和文化，就是“以人为本，诚信第一”的儒家哲学，这是乔致庸儒商信仰的思想内涵，也是《乔》剧力图带给观众的首要讯息。

因此，我们可以把乔致庸的儒商行为概括成以下四点，作为现代企业学习和借鉴的方向：
第一， 创建企业文化和使命愿景。
第二， 全力打造现代企业精神。
第三， 大力培养员工精神。
第四， 重视公司品牌建设。


三：向现代儒商致敬

从阿当史密斯发表《国富论》至今，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，已经大大地推动和巩固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，随之而来的却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勾心斗角和商业竞争，从在商言商到唯利是图，从奸商黑商到金融黑手等等，在尔虞我诈的现代商业环境里，我们对现代儒商的期许，是否已经不实际和过于遥远？
事情并不如此悲观。

回顾马新两地和世界华商的奋斗史，现代乔致庸的身影仍旧比比皆是；尤有进者，这些成功的华商本身，并没有自觉地要成为什么现代儒商，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和经商哲学，却又足可与乔致庸的儒商风骨媲美而毫不逊色。

被誉为“华侨旗帜”的陈嘉庚，是第一位可以入榜现代儒商的马新著名华商。陈嘉庚（1874-1961），上个世纪初叶从中国乡下来到马新两地，从建立谦益树胶公司开始，他就不间断地支持和回馈国家社会：创办集美学村，筹建厦门大学，创办南洋商报，领导南洋抗日筹赈活动等，对马新两地华社和华商的影响至巨，至今不衰。

另外两位令人景仰的儒商人物是南洋大学之父陈六使（1897-1972）和李氏基金创办人李光前（1893-1967）。他们和陈嘉庚关系密切，互相辉映，前者建立了益和树胶公司，后者成立了南益集团，三人的公司名字都有一个“益”字，其“利益众生”的主观愿望不言而喻。陈六使在担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期间，领导福建会馆献地500亩创办南大，个人首捐叻币500万，为东南亚华人子弟提供华文高等教育，立下丰功伟绩。

曾经在南京和清华高等学府就读，并接受西方教育的李光前，是陈嘉庚的女婿，他不但是树胶黄梨和银行业巨子，更仿效陈嘉庚回乡建立国光小学和中学，投资建立光前学村，他以独到远见成立的“李氏基金”，更在华人世界传为美谈，至今仍在造福马新两地的文教事业和万千学子。

活跃于近二十年来的马来西亚许多著名华商，例如倡议“每年一华小”，推广“春节谢师宴”的余仁生总经理骆荣富，筹办马来西亚年度中文书展，大力捐助母校新华小学建校的绿野集团主席李金友，临危接办星洲日报，建立世界中文媒体网络，派遣援柬华文教师，领养中国安徽贵州贫困学生的张晓卿等人，都是令人尊敬的成功儒商人物。

此外，被誉为香港首富的李嘉诚（1928-）和菲律宾首富陈永栽（1934-），也是极具中华文化修养的现代成功儒商。李嘉诚通过他的基金会，创办了汕头大学，在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中，主动捐资一亿人民币设立川震特别学生教育基金。他的名言是：“投资在教育的金钱，拥有最高的回酬”。

菲律宾首富陈永栽更是一位身体力行，把中华哲学运用到现代企业并创造传奇的成功儒商。陈氏情牵中华，事母极孝，认为勤劳节俭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；他的“大富由天，小富由人”，“先赚钱后花钱”，“优先提拔孝顺节俭守信员工”的经营理念，极富儒家庭训的特色；他把儿女送回中国求学，每年赞助菲华青少年赴华参加夏令营，他也特别推崇老子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的思想精髓。

纵观以上所列，这些成功华商都有一些共同点：他们都是华人，白手起家，接受中华文化熏陶，都是儒家文化的拥护者和实践者。他们越是成功和富有，就越是谦卑和可亲，我们实应向这些现代儒商顶礼致敬。

这些成功儒商的存在，让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华哲思，在现代社会闪亮依旧，把我们带进瑰丽的民族精神宝库，重温了儒家文化温馨造人的一面。
我们有理由相信：两千五百年来的中华哲思，是可以也应该被重新诠释，重新学习和大力推广的。


四：儒商文化的精神内涵

儒商，作为一个崭新和特定的商人群体，自有其令人尊敬的文化取向和精神追求。他们从重农抑商的传统禁锢中走来，从士农工商的市井嘲笑中走来，从唯利是图的奸商包围中，走出了一条光明磊落，笑傲群雄的正道，他们从经商活动中富了自己，也利益了国家社会。他们是以商利民，以商富国的最好表征。

乔致庸在《乔》剧中有许多经典的谈话和行为，生动地告诉我们：什么是儒商的本质？儒商为何必须有所为和有所不为？儒商的存在对国家社会有什么价值？

在乔致庸看来，在商当然要言商，而且必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。但是，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，商人更须贯彻“义和信”，一个有担当的商人，必须首先严格遵循以 “义”取利，以“利”济世的经商原则，也就是说：追求“利”的方法，要以“义”作为准绳，要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不能见利忘义，为利而不择手段。从商业活动中赚了钱以后，是过着纸醉金迷，奢侈糜烂的生活，还是立意回馈社会，行使社会责任，笃行一种“富而好礼，富而好施，富而好学”的社会风范，是儒商有别于一般商人的分水岭。

今天我们看儒商，推广儒商文化，呼唤儒商精神，必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：儒商行为的背后，究竟都有那些精神内涵？它绝不是某些人的单独行为，也不是某个人的突发举动，它必须有一种坚固可靠的哲学支撑和信仰体系，才能使这一群体走向社会，拥有一个令人景仰的制高点。

我以为，这个哲学支撑和制高点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和思想，恰恰就是植根于两千五百年来的儒家思想。
综合现代社会对于儒商的定义界定，以及《乔》剧中的宣示，我以为儒商的定义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去解读。狭义而言，儒商是指那些遵循儒家思想教导和行为规范的商人。广义而言，儒商是以儒为主，兼行法家，道家，墨家等中华传统哲学价值观的商人。其集中的思想内涵，则可以回归到儒学的经典著作《论语》。

“半部‘论语’治天下”。我以为，《论语》中有关“君子”的众多论述，正是这些儒商行为的思想根据和依循。如果说“君子”是儒家所推崇和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，是“修齐治平”的保证，那么儒商就是生意场上的“君子”，商业活动中的一股“清流”了。

《论语》中关于“君子”的论述很多，随手拈来就有以下的经典字句：
“君子不器。”
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
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”
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
“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”
“君子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。”
“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”
“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，小人反是。”
孟子也说：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可运行天下于掌。”

此外，儒家的经典名言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也突显了修好个人品德和治家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。用之以商场，就是先要有好的“品德”，才会有好的“商德”，符合我们现代经营管理中所倡导的“先做人后做事”，“先学会做人才能做好生意”的观点。
　　
如此丰富高雅的精神世界，理应成为所有商场中人的必修课。


五：小结--呼唤现代儒商


为了凝聚和团结儒商力量，提倡正道经商，营造健康的商业秩序，一个总会会址设在香港的“国际儒商学会” 已经出现，在世界各地都有分会，马来西亚也成立了自己的儒商联谊会 。

以国际儒商学会为例，该会常年举办的《中华儒商论坛》，汇集全球儒商，举行祭孔大典，颁发成功儒商表扬状，俨然成为宣扬儒商文化，呼唤现代儒商的重要舞台。

2008 年9月，由世界华人企业家协会和国际亚洲教育集团主办的《第三届世界华商论坛》，在金马皇宫酒店成功举行。这次大会除了总结成功华商经验，促进全球华商发展，服务华商及振兴中华的宗旨之外，还特别举办了《第一届东南亚华人孝道文化论坛》。世界华商大会上举办如此深具儒家文化内涵的论坛，其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创举，令人赞叹和佩服。

以儒营商，以商养儒，儒商合一，交相辉映，这就是现代成功儒商吸引世人目光的亮点。具有儒家思想内涵的儒商文化，是中华儒商和他们的追随者们近百年来的思想积淀；现代儒商的经营哲学和价值观，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碎片，更不是西方经营哲学的对立面，恰恰相反，现代儒商是成功而谦卑的，他们的身 影，陡而不峭，亮而不刺。他们以“崇德”的东方经营哲学，对西方经济理论的“唯利”哲学进行了填补。

惟其如此，现代儒商才显得那么可亲，可敬。
儒商文化才显得那么可贵，可行。

2009年4月2日星期四于居銮河畔